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

　　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生民之计 近代福建茶业的社会分工福建山多地少，独特的山川地貌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特色的物产品类、劳作生计和盈利方式。清代学者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试茶篇》中有“闽人种茶如种田，郄车而载盈万千”的经典概括。大航海时代以降，闽茶外销与西方、俄罗斯等开辟的商业网络联结，东方特色农产品经中国沿海口岸与外国资本、航海技术、商业社会消费需求提升等元素相结合，形塑了闽地茶叶生产、制作和外销的网络，也推动了福建茶行业生产、运输和消费各环节的社会分工。

　　随着茶叶外销陆路与海路打开，福建武夷茶区围绕采茶、制茶形成新的社会分工。首先是采茶工人大量增加，洪亮吉在《更生斋集》中有“采茶十万人，担茶十万夫”的记载。闽人郭柏苍在《闽产录异·茶篇》中也谈到武夷茶区以茶为业、参与茶务人数急剧增加的盛况，“清明后、谷雨前，江右采茶者万余人”。所谓“江右”就是来自江西，采茶工人呈现季节性大量流动的特征。

　　武夷各岩茶山原先多为寺庙道观所有，王梓在《武夷山志》（1710年）中就记录下“岩茶采制著名之处……多系漳泉僧人结庐久住，种植、采摘、烘焙得宜，所以香味两绝”。佛寺道观所在地方田少山多，为了生存延续并发展寺观经济，“专籍种茶，以供香火衣粮”。

　　茶山所有者称为“山主”，一般不亲自经营，转由专人打理。清初，武夷茶市在下梅、星村采办者多为山西客（时称“西客”），这些山西茶商携带资本而来。当然，其他地方茶商也不少，“川湖陕广人，日日塞道途”。

　　茶叶外销使得茶区扩大，围绕茶叶种植制作的房舍发展起来，“茶寮要比僧寮多”。清道光十年（1830年），“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亦数十人，千厂则万人；兼以客贩担夫，络绎道途，充塞逆旅，合计又数千人”。茶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厂户”（指租赁山地主的土地者）种茶下土者，不在少数。清代瓯宁人蒋衡在《禁开茶山议》中记载今建瓯地区茶业发展吸引的劳工聚集情况，说明当时外销茶增加与劳动力迁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洪亮吉在《采茶歌》中专门描述了崇安（今武夷山市）地区的外省雇工，“采茶人，多建昌（指江西建昌府）”。每年春季来到武夷山，秋季返回，他们大都是“江西采茶户”。茶叶制作则是一项技术活，需要专人负责，寺庙道观会聘请专门茶师来制茶。郭柏苍就说“武夷寺僧多晋江人，以茶坪为业，每寺订泉州人为茶师”，此处茶师就是制茶师傅。

　　降至五口通商之后，制茶师傅和工人群体在迅速增加，泉州制茶师傅不敷使用。寺庙道观的茶山产权也出现流转，新开辟的茶山逐渐增多，采拣工和制茶师傅渐渐从邻近的江西短期雇佣予以补充。女性大量参与茶事活动。武夷山人衷幹在《茶市杂咏》中记载“首春四乡妇人多赴赤石采拣茶，共约千余人”，还记录了这些采茶女工的工资待遇：“散工时，拆光鬓影，几如潮涌，每人每日可收益五角至一元。”

　　20世纪初期，福建青茶（乌龙茶）兴起，南洋侨销茶市场发展，武夷岩茶作为福建乌龙茶代表颇受南洋闽粤华侨欢迎。武夷岩茶的制作分工进一步细化。林馥泉在《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文中详细记载了民国时期武夷岩茶制作涉及的行业分工，包括岩主、监理、包头、带山茶师、采工、树夫兼运青工、做青茶师、二手（做青茶师助理）、帮青、炒青茶师、炒工、揉捻工、帮焙、看焙、簸茶师、拣工和巡茶（随时监督返工）。以制成一千斤茶叶为准，上述各个环节需要用工68人，其中采工20人、拣工14人、揉捻工12人。除了岩主和数名长工之外，其余大都从江西上饶地区临时雇佣而来。

　　近代运销闽茶的各类外国公司、洋行围绕利润丰厚的茶叶贸易，也形成了相当成熟的社会分工。

　　以17世纪末期为例。168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就在厦门设立商馆，商馆主任的工资是每年80英镑，商馆管理层中次一级成员的年薪是40英镑，书记每年10英镑，当时的台湾商馆隶属于厦门商馆，台湾商馆主任的年薪为60英镑。1684年，清廷在厦门设立海关，英国东印度公司又派船到厦门进行贸易。1685年，英国“中国商人号”抵达厦门，1687年“伦敦号”“武斯特号”也驶来厦门，其主要目的是投资运回特优茶叶150担等中国商品，船上大班的角色十分重要。另外，商馆运行还需有东印度公司在婆罗洲设立商馆所雇佣的人员，包括商人（分级）、代理（分级）、修船工、木匠、铁匠和锯木匠等。

　　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年代，闽茶必须长途陆路加水路运往广州，经十三行行商外销洋商。183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合同季采购的工夫茶、福建武夷茶分别为14.3万箱、5.3万箱，熙春茶为6.2万箱，广东武夷茶2.5万箱，福建的工夫茶、武夷茶占了绝大多数。为了保障将茶叶顺利运往英国伦敦及英属北美、印度和好望角等地，东印度公司运茶船设有船长、大班、医生和水手。大班通过翻译、担保、买办，与广州公行行商沟通做茶叶生意。

　　《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第4卷对于公司内部职业详细记载：东印度公司的特选委员会下设了14位大班、4位商馆书记，另外还有1名翻译（兼牧师）、1名茶叶检验员、1名助理茶叶检验员、1名医生、1名医生助理、1名代理牧师、2名管事兼仆役长、5名土著办理员（英印血统）。商馆雇员薪金丰厚，如某年的书记工薪达600英镑，翻译兼牧师马礼逊的薪水为1000英镑，茶叶检验员罗素·里夫斯的薪水更是达到2000英镑，足见其在保证茶叶质量中的重要性。

　　19世纪50年代中期之后，武夷茶区经福州港口直接外销的海路大开，外来运茶船竞相驶来福州，经闽江口溯流而上，到马江段罗星塔附近停泊，接驳运送茶叶、人员和物资的小船则齐聚上游泛船浦一带。美国的旗昌洋行、琼记洋行，英国的宝顺洋行、怡和洋行、太平洋行、林赛洋行、雷氏洋行和洋泰洋行等纷纷在福州建立分行。这些洋行往往携带大量资本来到福州，通过当地的买办、钱庄等，实施“内地采购制”，直接获得所需茶叶。

　　根据陈慈玉在《近代中国之茶业发展》中的统计，1855年，怡和洋行买办在福州所经手的“内地收买”资金有44万元之多（指墨西哥银圆），宝顺洋行投资40万元。琼记洋行1860年投资25万元于“内地收购”。1880年，福州外商共以5700万元投资到内地购买头春茶。在外商巨额资本的推动下，福建茶区的商业种植迅速扩大，福州崛起为中国最重要的茶港。1861年，福州港出口茶叶占中国总输出的46.2%。1862年至1871年的10年间，福州茶出口年均占比为37.93%。

　　茶叶外销的快速增长不仅直接促成了闽海关（洋关）税源大量增加，而且推动了福州以茶港为引擎，带动百业兴盛，其人口一度接近50万人。围绕着茶叶的出口创汇，福州茶行业的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

　　1872年，在福州居住的美国人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编写了《英华萃林韵府》，其中收录当时粤籍茶商在福州从事茶叶生意的中英文译名对照表，保存了珍贵的茶行业社会分工情况。当时出口外销的茶叶自闽江上游、安徽和江西等产地运至福州港口，一路涉及运茶船工装卸看护、茶仓茶栈焙茶装茶、茶楼服务和买办经理等各个环节，分工颇为细致。

　　首先，船只及其随行人员是茶叶内河运往海路外销不可或缺的载具。这一时期福州港口记载下来的船只有很多类型，包括山东船、洋船、海船、乌舻、“麻缆”（指戎克船）和茶船等。《英华萃林韵府》记录了运茶船的各类工种，包括水手（行艇人）、“押船头人”（含押船人、行艇头人）等保障茶叶运输的各色人等。茶叶作为高价值的商品经常引发盗贼匪徒的觊觎，运茶船只专门有武装护卫，时人称为“押帮”。

　　其次，茶叶运来福州内河后要上岸进行加工、包装和存储。这一环节涉及职业分工有苦力挑夫、拣茶人、筛茶人、焙茶人、装茶人以及专门的“秤手”。由于当时茶叶会按照重量规格进行打包，茶箱以整体木制、内有铅皮为上。通过这样的包装处理，利于茶叶存储，避免成茶走味。大量茶叶外销刺激了福州当地茶箱制作工艺的发展。仅仅在茶箱制作环节，卢公明就记载铲茶箱人、打铅箱人、做茶箱人、裱箱人、钉茶箱人、装茶箱人，其间茶箱已有大小装之分，有大箱和二五箱两种规格。

　　茶叶装箱还需要使用藤条等，“打藤人”和“打席包人”应时而生。茶箱出港还需专人负责，有“印招牌”和“裱招牌”两个工种。茶叶在福州内港等待外运期间，还需要茶仓、茶栈来作相应的仓储，于是“管仓”“帮仓管”“管栈”这些职业开始出现，甚至还有“看门”“看更”人。晚上打更的还细分“上更”“下更”，他们属于“栈房人等”。茶叶仓储期间，涉及雇工甚多，因此有“理茶工人”，卢公明记载实际为工头。

　　再次，外商采购茶叶携带大量的银圆，涉及巨额资金的流动和金融服务，因此迫切需要华商、买办作为中间环节来沟通协调。中国人在洋行大量任职，包括买办、“帮买办”（指买办的助手）、银房（钱庄），这些人被称为“洋行人等列”。银房有雇佣专门的“银房管店”（指负责替银房收钱的苦力）。中间代理环节还有所谓的“接水”（指四处游走的中介）、“经手”（代理商）。另有收银先生、管账（管数）先生等账房内工种，甚至还有“报税人”替华洋之间的茶叶交易服务。如果以银钱交易，称为“银盆”，若以实物进行交易则称“货盆”。

　　第四类是围绕茶室、茶楼兴起的职业，当时统称为“茶楼人等”，具体包括茶楼（类似于茶倌）、帮茶楼、茶楼管店（负责替茶倌看店的苦力）和泡水管店（负责替茶倌烧水的小二）。另有“老板”和“总理”两个职位，前者为主理，后者负责监督，至于他们发挥作用的环节，《英华萃林韵府》记载并不明确。林立强先生在关于卢公明的专题研究中曾进行详细统计，当时福州涉及茶行业的职业有五六十种之多，“足见茶市的繁荣景象”。

　　近代福建茶叶外销与茶区扩大带动了大量劳动力参与茶行业的生产、运输和消费链条的各个环节。闽茶联结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也促进了福建茶区腹地与港口劳动分工网络的细化。以茶为业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兴盛，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茶产业作为福建生民之计的重要意义。